6.

　　党的北伐战争中的政治宣传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通过《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确定宣传口号是：反对卖国军阀，建立和平，召集国民会议。

　　1925年7月25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怎样做一个宣传家?》一文，对宣传家的能力素质作了6个方面的系统阐述。文章认为，第一，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二，对于所要宣传的理论自己先有充分的明了;第三，宣传时要谦和，不可骄傲夸大，惹起被宣传人的反感;第四，要极力避去一切专门名词，用极普通易懂的话传述宣传者的意见;第五，要知道被宣传人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中找宣传的材料和例子;第六，只要自己有一番研究，尽可应付一切反对的理论。

　　1926年4月，中共中央刊印《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工作》小册子，指出宣传工作要注意当地的群众日常生活，不能“但凭主观的理论，不顾群众的心理，把口号提得过高”，每一次演说能痛快地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每一种主张能切实合乎群众的要求。总之，要“能使自身群众化，能实际领导群众，能获得群众的真实信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武装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从主观方面说，这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7.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为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国共合作的破裂，要求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自己的旗帜，“加紧与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加紧日常争斗的鼓动”，普遍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重发阶级觉悟，有力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次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忽视宣传工作，是党在全部工作上一个大的损失”，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纠正忽视宣传工作、以为组织重于宣传、先组织训练而后宣传、离开组织与斗争而谈宣传工作等错误观念。

　　8.

　　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这篇文章初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9.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思想文化建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党大力宣传土地政策，动员群众参与土地革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通过广泛宣传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推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争斗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党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新闻报刊、图书出版、移风易俗等建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苏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成立。红中社主要工作是通过无线电台播发新闻，同时抄收国内外新闻电讯，编印参考材料供领导参阅。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

　　根据地宣传思想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伟大尝试，不仅为进行土地革命、推进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在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0.

　　红军部队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红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创建伊始就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把宣传发动群众 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兵民一体打破反革命“围剿”的森严壁垒，为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提出的宣传工作思想和方法策略也对党的宣传工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震动全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就是红军对敌宣传效果的生动例证。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学习】6—10》